我对认知症的敬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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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走廊的这半边是认知症专区，有八个房间。”
“该区封闭管理，需凭密码进出。”
“开业四年来， 房间供不应求……”
九年前， 我边翻译着瑞士养老院长的介绍，边想：认知症到底是什么病?有认知症的人是什么样?
我好奇地搜遍网络，只查到一些医学文献。我想了解人，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喜怒哀乐。
我跨界报了照护认知症长者的课程。强烈想了解认知症的原因是我对它的恐惧， 我想要用知识，用亲身经历获得安全感——了解上锁的门里到底生活着怎样的老人。
图表中，80-84岁的人群中已有接近15% 的比例患有认知症；而90岁以上的高龄女性的患病率高达45%。如今，千分之二确诊人数出现在30-59岁的低龄人群中，且比例有上升趋势。
认知症成因复杂，潜伏期较长，跨越多个年龄组，已不只是老年人的专属。
如果你为家里老人换了个多功能烧水壶，你教了老人几遍用法后离开，但你每次看望老人时，都会发现他在喝凉水，你会怎样？会埋怨老人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？或是认为他们懒得烧水？……一件家庭小事，很有可能瞬间燃起亲人间的“战火”。
类似事件跨越语言、文化、民族， 时时刻刻发生在世界各地。因为，早期认知症患者有能力“掩饰”症状，用一些借口或者行为的变化“保护”自尊心。而在这期间，家属大多只关注自己的感受， 很少想到或愿意相信家人逐渐显现的疾病症状。也许要到多年后才会认识到那场“吵闹”背后的真实原因。
同事给我讲了她妈妈的一个故事——妈妈80多岁，独自生活，她每周两次陪妈妈一起购物做饭。身为护士的她，知道妈妈已患认知症，就用大字甚至图片帮妈妈标记一些事物，做饭的时候让妈妈做能胜任的“工作”，在交流中探寻妈妈自主生活的能力。
一次吃沙拉时，她发现妈妈不再用沙拉酱了：原本通过旋转，拧开瓶盖，倒出沙拉酱的流程，对于此时的妈妈已成为“不解谜团”。她就一边和妈妈聊天， 一边自然地把沙拉酱换到一个大口的杯子里。后来， 妈妈就又开始配酱吃沙拉了。
认知症带给我们每个家庭、医学和社会的挑战是：很难准确判定是高龄健忘、性格突变，还是认知症的初期症状。
瑞士的调查结果显示：
65%是夫妻/情侣
28%是子女
2%和3% 儿媳/女婿或其他家庭成员
另外2% 是熟人/朋友
很多家庭照护者不得不放弃工作，甚至是退休后自由的生活。瑞士认知症协会的调查结果显示：有98%的受访者认为，家有认知症患者打乱了他们的日常生活；几乎同样比例的人群认为，他们需要精神放松，需要喘息的空间。
幸运的是， 认知症已越来越被政府重视，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，有55% 和42%的受访者认为得到了社会各个机构非常大的帮助或一定的支持。有接近80%的受访者希望了解更多的法律条款，协助认知症家属处理日常事务。
结识认知症已经九年，它对我来说， 不再是简单的数据，而是一位位老人的故事。
印象最深的是，一位老人跌倒后，虽有些软组织损伤，依旧能自理生活，穿脱衣服等。但不久后家属通过医生要求我们帮助老人穿上24小时防跌倒短裤（两侧髋骨有保护垫）。裤子很紧，老人如厕时需要照护人员协助，这让老人变得抑郁烦躁。
于是，老人变得不愿多喝水。这引发了老人常出现幻觉，吞咽也变得困难起来，身体快速恶化。如果家属没有通过医生要求我们取消防跌倒措施，我们即便在老人卧床期间，也必须在更换完纸尿裤后再次给老人穿上防跌短裤。在一线工作的我们能理解家属的要求， 医生的安排，但认知症患者也有各自的需求和“情绪”，这与他们的生命力息息相关。这位老人在跌倒后仅一个月就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同事说，是老人自己放弃了。
Helga Rohra 路易体式认知症患者
国际认知症大会的T恤上印着 See me, Not my desease. （不要仅看我认知症的标签，请接受我这个人。）这句话似乎明确了 “如果我们有认知症，需要怎么被关心和照护”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， 让我们和我们的家人一同不畏人生无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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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瑞士运动知觉学、养老运营消消乐编辑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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